北宋仁宗年间，烟雨朦胧的江南腹地，建州浦城（今属福建）的青山绿水间，诞生了一位以清廉刚正名垂青史的人物——章衡。他字子平，虽出身于普通官宦家庭，却自小浸润于儒学典籍，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浦城素以“理学渊源”著称，当地重教之风与家族的耕读传统，为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让“清廉为民”的信念早早根植于心。

嘉佑二年（1057年），科举史掀开了璀璨的一页，欧阳修以“去浮靡、重实学”为主旨主持贡举，这一年的榜单因群星荟萃而被后世誉为“龙虎榜”。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擘，张载、程颢等理学宗师皆列其中，而章衡竟能在这万马千军的角逐中独占鳌头，摘得状元桂冠，其才学之卓绝，足令时人惊叹。

初赴湖州通判任上，章衡未染丝毫官宦骄矜之气，常着一袭青衫，褪去官服的威严，化作市井间的普通身影，穿行于巷陌街坊，细察民生艰难。彼时湖州频遭水患，太湖水势汹涌，沿岸农田屡被淹没，百姓苦不堪言。他心急如焚，亲自踏查水脉，手绘舆图，主持制定“筑堤疏渠”之策。在苕溪、霅溪治理工程中，他每日头戴斗笠、脚穿芒鞋，驻守工地，监督每一方土石的堆砌、每一道闸门的修建，杜绝任何贪墨舞弊之隙。目睹这位文弱书生在泥泞中奔走的身影，百姓感佩不已，赞其“笔能写锦绣，肩可担山河”，称他治下的堤坝为“章公堤”，虽无“苏堤”之名，却有捍土安民之实。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湖州首创的“分段筑堤、水闸调控”治水理念，后来成为苏轼治理杭州西湖时修建苏堤的重要借鉴，堪称江南水利史上的一脉清流。

治平年间，章衡调任盐铁判官，掌管天下盐铁财赋。北宋中期，盐铁专营弊端丛生，官吏勾结商人侵吞利税现象屡见不鲜。他到任后，首先建立“三重账册核对制”，要求地方盐铁机构每月将账目分送转运使司、三司及盐铁本部，亲自带领属吏逐笔核验。某次核查淮南盐税时，发现账面与实际入库银两相差万贯，他顺藤摸瓜，揪出当地转运使与盐商合谋虚增损耗、私分利润的窝案。消息传出，京师震动，那些惯于中饱私囊的官员无不心惊，民间却拍手称快，赞其“铁面如包拯，心细过张汤”。

熙宁三年（1070年），辽朝遣使要求重新划定代州（今山西代县）地界，神宗皇帝选中章衡为出使大臣。当时辽人恃强凌弱，在谈判桌上陈列地图，硬指宋朝领土为“无主荒田”。章衡早有准备，随身携带《晋唐以来代北沿革图》，援引《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逐条驳斥：“自唐武德年间，代州便属河东道，碑刻文书俱在，岂容空口白牙巧取豪夺？”他言辞铿锵，神态凛然，甚至在辽主设宴时，以“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当以礼相待”为由，拒绝辽人故意为难的“胡服劝酒”之举。此番出使，既保全了宋朝领土，又不失邦交礼仪，连辽朝史官都在《契丹国志》中记载：“宋使章衡，有相如之辩，兼廉颇之勇。”

被贬汝州期间，恰逢当地大旱，颗粒无收。章衡不等朝廷赈济，立即打开官仓放粮，同时发布“以工代赈”令，招募百姓修筑灌溉渠道。有下属提醒：“未经奏报便开仓，恐遭弹劾。”他正色道：“待层层报批，百姓早已饿死！若因此获罪，我一人当之。”渠道修成后，他又亲自引种占城稻，带领百姓开垦荒田，两年后汝州竟从“灾荒之地”变为“鱼米之乡”。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有人以瓦罐盛土相赠，言“此土含知州之恩”。

晚年的章衡虽历经宦海沉浮，却始终居陋室、穿布袍。据《浦城县志》记载，他致仕归乡时，行李中仅有数十卷藏书与一匣旧服，连随行仆人都是自家佃户子弟。元符二年（1099年），他在故里病逝，临终前叮嘱子孙：“吾一生无他长，唯不拿百姓一钱、不欠朝廷一责，可刻于碑，以诫后人。”

千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翻开《宋史·章衡传》，仍能看见这样的记载：“衡性至孝，居官廉，所至有惠政，去之日，民多流涕追送。”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清廉为官的传奇，更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精神的生动注脚。从江南才子到朝堂重臣，章衡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光芒，不在于官位高低，而在于能否如松竹般，在风雨中守住本心，在岁月里留下清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