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贝

文强父子传奇人生

周东欣

 

父亲：中共特委书记、军统特务、国民党中将、战犯、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集于一身

儿子：转业军人，县委干部，右派，副县长，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集于一身

 

人生如梦，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遇到一些传奇人物和传奇事件。1992年至2000年，我与原国民党中将战犯、军统特务文强长子文致中先生做了八年邻居。我们住同一单元同一方向，我住三楼他住二楼，没有电梯，走楼梯上下楼，交往甚多。1995年10月，南县举办建县百周年庆祝活动，文强先生来南县探亲，并参观县庆活动。我与他有过3个多小时长谈。

文强先生十分健谈，虽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语言丰富，仪态大方。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不歇气。三十年过去了，这次交谈甚欢犹在耳际。

文强先生出生于湖南望城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与孙中山、蔡锷、黄兴、徐特立都是好朋友。自称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二十四代嗣孙。从小受到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讲课时，文强用速记法将讲课内容全面准确记下来，周恩来对他很赏识。他也称周恩来为恩师。

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后，蒋介石清党，他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退出国民党。1927年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周逸群手下当了特务连少校连长。起义失败后，他随周恩来到了福建，在潮州一战中，特务连伤亡过半，与周恩来走散，他也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便回到湖南老家休整。

1928年2月，他离家去四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公园里遇到了中共四川省特委委员廖宗泽，恢复了组织关系。后来他被派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领导四川22个县的军队和农民武装及党务工作。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巨大转变。就在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一个信息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明把持了党中央领导权，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要对党内知识分子进行审查，认为这些人靠不住。那时党内斗争是很残酷的。南县的著名红军将领段德昌就是被王明路线惨遭内部屠杀。文强认为自己难逃一劫。于是，与原配夫人周敦婉连夜逃走。周敦婉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任省委妇女部长，曾经是我党第一个女县委书记。1940年因病住院，被日军飞机轰炸死在手术台上。她留下一条根，就是我楼下的文致中先生。他们带着儿子逃回湖南，文强到长沙化名文浮生当了记者。他记者也当得有声有色，本来可以安稳度日，却因一篇文章惹怒军阀何健，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作者法办。

又一次到了生死关头！何健封锁港口码头，插翅难逃，处境艰难。他东躲西藏，在长沙潜伏了一段时间。这次危机，他被迫走进了另一个阵营，彻底改变了人生走向。1934年，在程潜、张治中的帮助下，再次加入国民党，并在军统任职。他加入军统后，主要任务是训练特务和策反工作。1938年1月担任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6年又升任东北督导室中将主任，直到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代参谋长走投无路被俘。“我在徐州与解放军对阵就觉得这个仗没法打下去了。他们的谍报工作太厉害。我身边的三个参谋都是潜伏在我身边的共产党人。我叫他们发报求空投军需物资，结果都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了，转身一看，三个参谋已无踪影。”他对我实话实说。

他从战犯管理所到功德林最后到秦城监狱，被关押26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释放，他才走出秦城。在监狱期间，他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表现平静，担任学习小组组长，调解了战犯之间的一些矛盾。

1959年，他本来可以与王耀武们一起释放。但他拒绝写悔过书。“我是文天祥后人，敢做敢当。要我悔过，我要见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是我表哥，他没有带好我这个表弟。（经与文致中先生核实，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与文强父亲只是共祠堂，同派名，并非直接表亲）第二个是周恩来，他是我的老师，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没有把我这个学生教好。第三个是林彪，他是我的同窗、战友，我同他打过一架，他也有责”。他笑了笑自我调侃道。在当时，这个要求无疑是不可实现的。

文强42岁被俘，68岁释放，至1995年到南县与长子团圆，已88岁高龄了。但他一点不显老，站起来笔直挺拔，坐下来稳稳当当。完全没有那种老态龙钟、风烛残年的状况，仍显将军气质。当年我48岁，他要同我掰手劲，我说试试看。结果我输给了他。在掰手劲时，他同我说话，分散了注意力，他把我的拇指撇了一下，立马输给了他。我说你这是阴谋，他说这是策略。

释放20年来，他住在北京全国政协住宿区一个套间里，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待遇不错，生活安逸。这次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一次在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他向师母邓颖超反映：中国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当时，纪念馆陈列的大多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浴血奋战、开辟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而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的事迹相对较少。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对打击日军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打过几次胜仗，日军投降时，大多是国军将领受降的。他说师母听了他的建议，转告有关部门，现在纪念馆内容有较大改动。

1985年，他因公访美，居住美国蒋经国的学生蒋志云和丈夫刘建章以蒋经国的名义向他提出：鉴于他被长期关押改造，台湾给他留了一笔近百万美元（当年相当人民币800万元）的补偿金和一幢房子，他可住美国，也可去台湾。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这笔钱不是好拿的。一来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你至少要替他们讲话，我对共产党是感恩的，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二来我在大陆亲戚子孙有30多人，知道我有钱了，今天这个要，明天那个要，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况且给子女的钱多了，对他们自立社会没有好处。子孙强于我，留得钱财做什么；子孙弱于我，留得钱财做什么。

文强才华横溢，还是个儒将，不但文史造诣精深，而且是个大诗人，出版了《文强诗词千首》。无论人生悲喜，他都要写一首诗留着纪念。

1925年他18岁去广州投军，考进黄埔军校时写道：

关山烽火救亡日，

铁马金戈扫荡年。

此去豪情搏牛斗，

但期无负祖生鞭。

1940年，他结发妻子离世，他写道：

才女为情革命花，

几多思怨寄生涯。

人生朝露如萍逝，

蜀水湘波岁月遐。

在战犯管理所，他们种的西红柿长势喜人。他写道：

细雨一园幽，

青光映晓楼。

黄花连碧草，

绿叶系红球。

疑是江南桔？

恰如岭上秋。

佐餐人尽喜，

此物出番都。

他特赦释放后，决心为祖国和平统一作贡献。1978年中秋，他寄在台湾的友人一首七律：

谁道蓬莱岛有吟，

海天原是一家亲。

乡心萦绕关山梦，

故国常怀草木春。

隔海鹏程明月共，

满江渔火友情真。

中山陵祭鲜花灿，

茗奠先贤少故人。

1977年，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他又写了七律二首，其一：

风雨苍黄几度秋，

无端萌蕴杞天忧。

十年诋诬今朝雪，

举国讴歌互唱酬！

解冻好随春意转，

更新喜有百花幽。

半生趋步追师训，

永促环瀛向自由。

1992年，他以《悼邓颖超师母》为题写道：

六十年前识荆颜，

羊城怒潮撼江山。

渝关再谒抗倭日，

官邸亲聆记箴言。

一生教诲恩如海，

两泪交盈愧又惭！

誓将晚节遵遗教，

一统和平报国安。

他是个用心细致、很接地气的长者。他九旬大寿之际，我让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儿媳去全国政协拜望他，并合影留念。他将照片寄给文致中先生，并写了一句嘱咐：请将周氏小两口的照片交给他住在你楼上的父母。

文强先生2001年10月2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4岁，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强同志治丧办公室，发布《文强同志生平》，称他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新华社发电讯，人民日报发消息，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盖棺定论，恢复了他作为党和国家要员地位。

我与文强长子文致中先生为邻八年，交谈数十次。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亦是一部传奇。

文致中先生年轻时，继承了父母优秀的遗传基因，是个大帅哥。他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文质彬彬，说话有礼有节，极具亲和力。前些天我去看望他，他虽已92岁高龄，却依然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只是腿脚不太灵便，无法远行。

1950年，他参军入伍；1952年，转业后的他经过湖南省农林干部训练班为期十个月的培训，被分配到南县农林局四区农技站，在一个劳模互助组扎根，指导农技工作。他能写会说，不久便被调至中共南县县委办公室担任文秘工作。

1957年9月，全国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共南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要求大家帮助县委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经过反复动员，文致中先生在小组会上发言：“农民每年定520斤稻谷做口粮少了一点，农业合作化搞快了一点，个别干部的工作作风粗暴了一点。”这一番话，却让他被当成了“引蛇出洞”的“典型”。那些反复宣传“言者无罪”的领导瞬间变了脸。他被打入另册，历经半年多的批斗、检查。1958年6月，他被正式宣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结婚不久的妻子也被迫与他离婚。生母早逝，战犯父亲还在监狱，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茕茕孑立，走投无路，万念俱灰。

常言道，高手在民间，真情在人间。在朴实的农民群体中，他不仅锻炼了体魄，学会了种田技能，还得到了他们的关爱，洗涤了心灵上的尘埃，鼓起了做人的勇气。

他在农村改造了三年零六个月。遣送他的干部将他交给乌嘴牛场支部彭书记。彭支书把他安排在茅草房搭建的偏屋里。这位支部书记是个地下党员，心怀仁爱，安慰他说：“你就安心在我家里吃住，过去的事就别想了，上头说你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你年纪轻轻，经过党多年培养，昨天还是干部，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你在这儿好好劳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尽力就行，我们不会为难你。”他主动和社员一起去挑稻种，下午动身，来回20多里。他毕竟没干过这么繁重的体力活，很快就掉队了。直到天黑，其他社员都回队了，他还在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正着急时，他看到前面有手电筒的亮光闪烁。走近一看，竟是彭支书。彭支书见他久久未归，放心不下，特地来接他。回到彭支书家，他摸摸肩膀，发现又红又肿，草草洗个澡就睡了。第二天，彭支书没让他出工，还交待队长，不能按十分底工的劳力标准安排小文的活。又对文致中说：“别着急，锻炼得慢慢来。”

几个月下来，他就学会了插秧、扮禾、车水、挑粪、背木牛等农活，底分（一个劳力一天记的工分，主劳力每天是十分底工）也从四分提升到八九分。过了几个月，队里把农民的房子拆了，在堤外河滩上建起居民点，办起公共食堂，他和彭支书仍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茅屋里，两张床呈丁字排列。不久，三年饥荒开始了。公共食堂每个男劳力起初还有一市斤粮食，后来逐步减少到八两、六两。妇女儿童的定量更少。吃不饱就蒸两次，叫双蒸饭，其实就是多了些水，吃完一泡尿就没了。他和农民们一起一天天熬着。有一件事让他永生难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生日那天，彭支书的老伴给他下了一碗面，碗底藏着一个煎得嫩黄的荷包蛋。再看他们自己碗里，只是双蒸饭上面盖了几片青菜叶子。他怎么也想不到，早些时候无意中透露的一个日子，他们竟记在了心里。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特殊时日，农民兄弟对他的关爱，通过一个小小的举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眼眶情不自禁地流下两行热泪。他平反以后，当上了副县长、市政协副主席，每到逢年过节，他都要到政婶（对彭支书老伴的敬称）家看看，送点小礼物，拉拉家常。他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和他交谈，至少有三次听他提起这件事情。

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改造”得很好。重活脏活抢着干，到县城河堤外家家户户的茅坑里掏粪给队里做肥料，到离几十里远的船杆洲割青草，下田沤凼粪做有机肥。他们在湖边草地里用晒垫搭棚居住，望着浩瀚的洞庭湖，碧水连天，渔帆点点，岸芷汀兰，郁郁葱葱，他不觉豁然开朗，宠辱皆忘。湖边鱼多价廉，他们在棚子前面，用三块泥砖架口铁锅，用湖水煮湖鱼，又热又香，每天都能大饱口福。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的心情也敞亮了许多。

那几年，为了活下去，他把好一点的衣物用品都以物易物换成食品，先填饱肚子再说。一件体面的毛衣换了一条草鱼，没有油，放点盐也吃得津津有味，补充了一天所需的蛋白质。他下放以后，取消了干部待遇，不发工资，每月给15元生活费。开始要交队里9元，后来队长说，你在这儿做了事，吃碗饭是应该的，不用交了。有一次，他到县里领了15元生活费，返回队里时在渡口遇到卖藕粑粑的，酒杯大小的藕粑粑一块钱一个，他一下子买了10个。

1961年12月，原单位通知他：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公职，适当安排工作。他很兴奋，觉得自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了，冷眼与歧视不会再有。然而，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的称谓由右派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依旧享受着“右派待遇”，遭人白眼、被人背后指点也是常有的事。

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18年，直到1979年，他才被确认“属于错划，彻底改正”。可是，青春不再，20多年的煎熬，让他没了脾气。

背着摘帽右派的沉重包袱，他被安排在县供销社工作。他文字功底深厚，又阳光帅气，爱才惜才的薛主任将他留在办公室，撰写公文和各种材料，他成了主任的得力助手。过了五年相对平静的生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南县县城虽不大，但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风潮尤为猛烈。由于他是摘帽右派，父亲是在押战犯，成为冲击对象在所难免。为了保护他，薛主任将他藏在阁楼上，派人给他送饭送水，让他继续写材料。造反派发现后，说他是薛主任的“地下办公室主任”。

不久，薛主任成了“走资派”，自身难保。县城出现了几大造反组织，虽然相互之间有分歧，争吵不休，甚至兵戎相见，但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态度是一致的。薛主任把他下放到中鱼口供销社门市部当售货员。薛主任觉得那里地方小，运动没有县城激烈。可事与愿违，这场运动波及到了每一个角落。公社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书记也被揪斗，小街上每一个门面、每一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他想表现一下拥护运动的态度，写了一条横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致中又一次惹祸上身。造反派们马上反击：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口号写在白纸上，舀一瓢浆糊，贴到他的背上，又用报纸做了一顶高帽子戴在他头上，游街示众。他是生资柜实物负责人，掌管农药销售，造反派怕他放毒，取消了他的“职务”，从下鱼口分社调来一个周姓小伙子接替他，他只能打杂和挨批斗。

公社小镇也呆不下去了，薛主任又把他弄到离县城较近的小北洲分店。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是纯粹的农村，朴实的农民兄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辛勤劳作换取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相对集镇较为平静。加上他待人友善，下放知青和农民兄弟没人整他；二是离县城较近，只有7公里，薛主任给他配了一部自行车，天黑以后他可以回县社写材料，还能加餐，补充些许蛋白质和淀粉。

1992年春，县政府行政科见我一家五口挤在一套很小的房子里，照顾我搬到他的楼上，让我享受县级干部住房待遇。

其时，文致中先生已是堂堂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分管多种经营、信息中心和对外贸易等工作，完成了由摘帽右派到公务员的巨大转变。

他没有忘记曾经艰苦的生活，日常生活极为俭朴。有一次夫人外出，他下班回家后，自己把中午剩下的饭菜混在一起，用小铝钵煮热，一手拿着小铝钵的塑料把，一手用勺子连汤带水送到嘴里。被我撞见，他说这叫烫饭，吃得舒服。

他日常言行很贴近群众，与一般干部和老百姓相处融洽。我老婆是从乡村教师调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的，她脾气有点古怪，说：“你们这个院子住的都是当官的，我教我的书，不想巴结他们。”文致中先生问我：“你老婆怎么称呼？”我说她姓万，是三完小的数学教师。一天，文县长见她下楼去学校上课，他去县政府上班，两人一路同行，文县长主动与她搭话：“万老师，上课去呀，你教什么科目？教几年级，你班上有多少学生？”她一一作答。从此，她就没有了任何拘束，说文县长待人和气，住在这里很安心。

文致中先生胸怀豁达，心理承受能力很强。我们为邻次年元宵节，他的一个儿子意外身亡。他夫人急得晕倒在地，毕竟母子连心啊！文县长虽然内心痛苦至极，但他依然强忍悲痛，表情平静，一方面安抚照顾夫人，一方面协助有关部门查实当晚发生的情况。民间有说法，隔壁邻舍当亲戚。万老师听到文夫人晕倒，熬了一碗人参汤送下楼，掐住她的人中穴，他夫人才慢慢醒过来。

后来，文致中先生作为党外人士，被推举为湖南省政协委员、益阳市政协副主席。人们从湖南电视台湖南新闻联播中看到他坐在省政协大会主席台上发言，侃侃而谈，阳光帅气。

退休后，文致中先生仍然住在那套80平方米的公房里，政府出资进行了一次简单装修，在户外加了一个外阳台，比原来敞亮了一些。他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儿子为他采购日常生活用品，柴米油盐和荤素菜品，两个女儿轮流照顾俩老的饮食起居。老朋友、老邻居、老领导、老部下三五成群，隔三差五登门看望，他还是那样笑容可掬、大方热情、侃侃而谈。

 

参考资料：

1.《秦城战犯改造纪实》，邢克鑫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

2.《致中吟稿》，中华诗词出版社，2011年版。